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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教育公共政策中社會性別意識的融入

添加時間:2020-06-05 11:44 來源:江西理工大學學報 作者:段偉偉 曹賢信
  摘要:社會性別理論是研究性別平等問題最有效的研究視角與分析方法之一,其價值意義在于為社會制度與公共政策的審視提供了全新的性別視角,推動社會性別主流化,以實現兩性間的實質平等。法學教育的公共政策,盡管從公共政策制定的抽象層面已經體現出了形式上的性別平等,但在當前實際的法學教育及法律職業化進程中,仍然存在男女兩性性別上的“差異”待遇,女性仍可能是“歧視與偏見”的潛在對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觀念中仍然固守著“男女有別”的傳統思想理念。因此,法學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與評價過程,都應當樹立社會性別意識,在法學教育的全過程中滲透社會性別理論,加強社會性別觀念的培育,進而推動婦女實質平等的實現。
  關鍵詞:性別平等;社會性別;法學教育;公共政策;
  社會性別(Gender)是指性別的社會差異,包含由社會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征、角色規范、對男女兩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等。社會性別是以社會性的方式構建出來的社會身份和期待,是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制度與文化環境所要求性別規范與期待習得的產物,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決定人的期望、行為模式及價值評判[1];同時,社會性別又通過教育、政治和經濟制度、立法、文化和傳統得以體制化[2]。社會性別與生物性別(Sex)完全不同:前者在長期的社會文化規范影響下建構形成,具有可變異性,最終可以隨之改變而變化;后者則是指男女兩性先天性的生理差別,具有不可變性,是無法被改變的。正如美國人類學家蓋爾·魯賓在其著述《婦女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中所指出的,“性或者社會性別制度是社會將生物的性轉化為人類活動的產品的一整套組織,這些轉變了的性需求在這套組織中得到滿足”[3],是家族的再生產,或者說是婦女交易,在家庭中再生產了男性權力和構造了“社會性別身份”[4]。在1997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制定了《經濟和社會理事會議定結論》,將社會性別納入主流化的過程和策略,對包括立法、政策及項目在內的所有領域與層次的任何規劃給女性與男性產生的影響進程予以評估,將兩性的關注與經歷作為政治、經濟及社會各領域內各項工作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打破性別不平等的永久性,使兩性平等受益,最終實現社會性別的平等化(1)。社會性別理念提出之后,其逐漸成了中西方社會性別平等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視角與分析方法,極大地推動了社會各領域內的性別平等。在西方,社會性別的研究發展較快,已經廣泛應用于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研究。在國內,社會性別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國內后,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與重視,被用于兩性立法、社會地位、角色分工、性別觀念等研究領域。盡管社會性別分析理論倡導男女兩性的社會平等,但在當今兩性話語權失衡的現實社會中,其主要關注女性平等的實現。作為一種社會理念、觀察視角與分析范疇,社會性別在法學教育方面同樣具有相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可以矯正法學教育公共政策中的性別認知偏差,推動法學教育的改革與進步,樹立學生科學的性別觀,促進社會的性別平等與協調發展。
  一、將性別平等意識引入法學教育的必要性
  現今的法律制度與法學教育仍然殘留著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性別觀念,缺乏對社會性別意識應有的敏感度。此種價值取向必然會在法學教育中影響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形成,進而影響到學生“法律人格”的完善,對實現整個社會“性別平等”,促成男女兩性的實質平等和社會協調發展產生阻礙作用。因此,在法學教育中引入性別平等意識尤為重要。
  第一,法律中社會性別主流化觀念缺失。性別在當下法律制度、法律理論研究及法學教育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被置于邊緣。隨著人類文明發展史相繼完成三大發現:人的發現、女人的發出、兒童的發現,人格上的人人平等已被近現代法律尊奉為基本的立法宗旨。然而,此種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是剔除社會現實生活中個人的國籍、種族、年齡、性別、職業等個體因素之后勾勒出來的無差別虛構圖景,“其并未考慮當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具體狀態和聯系”[5],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差異與獨特性。觀念化與理想化的人格平等是必要的,讓女性在法律規定上得到了爭取平等的機會,使得女性在解放自己的過程中看到了曙光,這是判斷人之平等的基點與基本準則。然而,此種層面的“無性別”人之法律構造,其平等脫離個人所處的歷史環境與具體的社會關系,帶著深厚的超歷史、越階段、超現實的先驗色彩,抽象意義上的平等并不一定會達到實質意義的平等。平等是一個歷史的、階級的與相對的范疇[6]。法律中抽象的男女平等僅僅實現了“男人女人都是人”,具有異于動物與財產的共同特性。社會現實的男女兩性,基于歷史與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個體間仍具有較多的實際差異性。因此,男女性別上的實質平等不能忽略這些具體條件下的男女兩性的個體差異,否則,這種脫離現實的抽象平等只會加劇實質的不平等。
  第二,法律潛藏著性別傾向。法律與政治、文化的互動關系意味著法律與后者之間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盡管近現代法律制度秉承客觀中立的價值理念,但法律是被人構建的,是人的實踐產物[7]。法律制度的形成必定會受到政治力量與文化觀念的影響,法律隱含著立法者的政治目標與其對待社會關系的態度,隱含著立法者所處時代的文化價值觀念,傾向于反映現存的權利結構[8]。在傳統社會中,公共領域專屬于男性,女性則處于政治之外的私人領域中[9]。女性不過是以“屬性”依附于男性的一種“潛在”[10],法律制度主要是建立在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上,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相一致,并且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意志建立并運行的,摻雜對女性的傲慢與偏見,法律用男性認識和對待女性的方式來認識和對待女性,國家也是通過其合法化的規范、制度設計與社會的關系及實質性政策來建立社會下單 ,借此維護男性這一社會性別的利益和權威[11]。觀念的更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觀念的歷史慣性總會持續無形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精神世界。即便是在當今社會,參與立法的力量中,女性身影依然稀少,男性占據著立法的主導地位。在很多的法律制度中,女性仍然被定位于家庭之內,其最適宜從事的工作仍是服務于家庭(1)。傳統的社會分工與角色定位的固化正是男女兩性不平等的本質根源。現行法律規定對男性主體和女性主體不加區分統一對待,事實上是用抽象的平等、公平、公正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價值名義掩蓋并不斷復制與強化法律制度中隱含的男性特權。盡管法律常常以中立自居,但卻包含了性別歧視的內容,并且也正是中立的標準才使得社會性別的結果在法律上得以正當化[12]。
  第三,司法實踐缺乏女性法律特質。誠然,司法本身是客觀與中立的,其并不必然具有性別色彩,也并不排斥女性的參與。然而,在中國的法律共同體中,女性法官的數量相較于男性而言,其比例仍然較低(2)。相關的研究表明,基于男女兩性在現實中體驗生活的方式不同,兩性在司法審判中顯現出不同的“男性思維”或“女性思維”,在法律文書的閱讀與法庭審理風格也存在一定的差異[13]。既為法官又為女性的雙重身份,使得女性法官在頗具“男性化”的司法三段論基礎上更側重運用“情—理—法”三者架構的知識譜系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使法律理性不再淪為形式化、工具化的教義正義[14]。雖然性別與法律及司法風格之間的關聯并非偶然,司法中的性別特質并不一定會引向判決的實質公正,兩者之間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律,但在差異化與多樣化的理論下,女性法官的加入,至少使得在傳統的由男性話語構建的司法體系中增添了不少女性的關懷倫理與人情味道[15]。此種以女性為體驗構建起來的關懷倫理正是當今司法公平倫理的有益補充,可避免法教義學僵化導致的形式公平而實質不公平[16]。
  第四,現實中性別差異制約著女性法律權利的實現。如前所述,盡管今天的婦女通過法律改革獲得眾多與男性同等的權利,但此種形式上的平等并未真正完全改變女性的現實地位。女性在很多領域仍然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遭受各種不公平的待遇。這也使得女性在公共領域和權利實現的可能性上自然而然地比男性弱。法律上規定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一些用來保護女性地位平等的制度不能轉化為社會現實,女性不論是在政治生活、教育還是職場升遷上都可能會遇到“玻璃天花板”。因為婦女的解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人們仍然未能徹底擺脫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觀念的持續影響,因此女性在生活中很難真正享有法律賦予的男女平等權利,更談不上性別上的真正平等。由于法律過濾掉了社會性別的差異,忽視了男女在現實中的生理差別及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對女性造成的影響,它讓女性在各種社會資源的占有上處于劣勢處境,這些都讓女性無法完全享有本該擁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17]。
  綜上可知,法律制度中的性別不平等就其本質原因而言,是緣于社會性別意識的缺失,未能真正重視到具體社會生活中的女性面臨的現實困境與平等權利實現的難度。法學教育作為法律實踐環節,是社會性別理念培育與形成的重要途徑之一,對推動性別平等及保障女性的權利具有間接作用。因此,將性別平等意識納入法學教育中是非常迫切的,有助于法律人社會性別觀念的形成與樹立,對于促進性別平等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青年法學學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事業的建設者與接班人。”青年法學學生既是將來立法與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施行者與執行者,同時也是守法者。青年法學學生如能樹立起正確的社會性別觀,對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意義深遠。我們只有把性別平等意識引入法律教育中,使學生了解婦女解放的歷史進程及其具有的社會價值,引導學生去關注那些影響法律與政策制定的深層社會背景、政治因素和文化價值取向,關注當今女性面臨的性別偏見與歧視現實,才能夠去深刻反思當下法律制度上在性別平等方面的不足與原因,正確認識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性及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才能正確認識女性的性別特征和男權社會遺留下來的性別觀念,看清法律制度在現行的性別中立和平等的表面下掩蓋的對女性的不平等;才能認識到由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男權至上的思想和一直以來以男性思維主導的社會結構;才能引導學生以社會性別視角去分析法律追求的平等價值理念背后有對男性特權的潛在維護與肯定;也才能讓這些“將來的立法者”制定出更具可行性的法律法規,進而逐漸縮小乃至消除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機會等方面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不再犯同樣的性別錯誤。
  二、法學教育中的公共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可以從該政策的制定主體、客體、內容、作用和現實等方面進行分析,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內容包括該政策的目標、價值和策略[18]。公共政策的主體是指廣義上政府,具體包括政府及政府相關部門、政府授權部門等;公共政策的客體是公共政策所發生作用的對象,其具有不確定性,只要政府決策所涉利益方都可能成為其客體。因此,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法學教育中的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與法律職業主義路線可沿著公共政策的路徑展開。
  (一)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作為卓越法律人才培育計劃的升級版本,是我國眾多公共政策中的一項,且是法學領域的公共政策,符合法學領域公共政策的要求。社會的發展要求法律人才具備更加全面的法律技術和素養,在此情況下就產生了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法學教育教學的首要目標無疑是培養法律理論和實踐并重的專門人才[19]。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中所培養的人才類型就是法律理論與實踐并重與德法兼備的優秀法律人才。
  從主體來看,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是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共同啟動,會同公檢法等多部門及各大高校對其規劃和方案進行了商討,成立了專門的指導和專家委員會以確保該項計劃順利進行。從客體方面來看,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是面向我國的法學教育,由于傳統的法學教育偏向于功利主義,導致我國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才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剛好給我們的法學教育提供了一個改革機會,旨在實現育人質量上的全面升級。從內容方面來看,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目標在于形成科學合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教學理念與人才培養體制,提升法律人才的質量,提升法律人才的實踐能力與職業道德修養,培養出更多應用型和復合型法律人才。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價值不僅在于可以推動法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更可以推進我國法制建設的進程,加速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加強法學教育與國際接軌,提高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地位。卓越法治人才的培養計劃的實施策略具有多樣化,該政策文件中包含了主要的思想目標、具體任務、工作措施、組織實施、政策保障等方面。
  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作為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與價值。第一,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作為公共政策應該具備了導向功能、控制功能及分配功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可以引導我國的法學教育摒棄原有的單一人才培養模式:原有法學教育模式已經專業化但卻缺乏實踐能力,注重學術研究而輕視法律應用能力,重視專業技能的培訓但卻忽略了法律職業倫理道德修養的提升[20]。這使得原有法學教育與現實發展需求脫節。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可使法律人才在該計劃的培養要求之下更加嚴格要求學生,讓學生的素質和能力都符合國家統一制訂的計劃要求與標準,而不是隨意地培養學生。該培養計劃還可以在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對法律人才進行分配,使得法律資源配置最優化,平衡各地區和領域在法律資源上的要求。第二,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不僅有利于法律人才其自身能力和素質的提高,還有利于我國的法學教育更上一層領域,推動法學教育理念的變革與法學教學方法的創新。實施該項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現實意義還在于:在如今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各種爭議與糾紛猶如雨后竹筍般地涌現,社會大眾對專業法律人才的需求與法學人才培養之間的供給矛盾日益突出,人們需要更多的專業法律人才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項培養計劃順應了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同時也符合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要求。
  因此,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制定符合了公共政策的所有條件,也是法學領域如今的一項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同時作為公共政策有許多的作用和意義,此項計劃的成功可謂是利益關系重大,必須不遺余力地保證該計劃的成功。
  (二)法律職業主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國的法治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要向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法律職業主義應運而生。公共政策的界定最重要的是公共政策內容的三大要素:目標、價值和策略。法律職業主義的目標是實現法律職業的科學技術性、自治性與公共性,即讓法律職業工作者具備良好的職業素養和職業理念,并在法律職業道路上形成獨立的自我管理能力,具有公共性理想[21]。法律職業主義的價值體現在能夠提高法律人才的職業素養,讓法律人不在法律這條道路上走偏,但其最大的價值在于讓我國轉變了傳統法學教育中偏重書本法學理論體系講授的教學理念,使法學的實踐品格得到加強。法律職業主義形成策略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在法學教育過程中進行培養,也可以在步入法律職業道路過程中于實踐中學習和培養。
  法律職業主義路線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對法學教育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第一,法律職業主義將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貫通起來,注重法學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動手能力。法律職業主義認為,法律既是理性與邏輯,也是經驗[22]。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于經驗[23]。法律職業主義重視技能的培養與訓練,強調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應當具備的理論素養與實踐能力。這種復合性與應用型人才正是目前政法隊伍建設急需的人才,這也必將會使法律職業主義成為法學教育的重點改革方向。法律職業主義將會對法律人才在法律道路上的走向進行控制和引導,確保法律人才具備與其專業技能相稱的職業素養和道德;法律職業主義也能促進法律人才的分配,為法學人才將來進入到公檢法司法部門或律師事務所與企業準備好必需的素質與技能。以上這些都是法律職業主義路線作為公共政策應有的作用。第二,法律職業主義是法學學科屬性的根本要求,也是法學教育的必由之路。法學是一門實踐性與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法的實際運用,發揮其維持社會下單 的功能,法學教育必須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其終極目標不能脫離法的基本功能與目標[24]。法學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最終要參與到法治建設實踐中,去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單純對法學理論知識的掌握并不能使學生在走上職場后能迅速專業地解決法律問題。一個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職業者,不只是一個具有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嫻熟的法律技術和獨特的思維方式的職業者,而且是一個具有堅定的法律職業信仰和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的社會精英人物[25]。因此,職業化是我國法學教育的應有責任和改革出路[26]。
  三、法學教育公共政策中社會性別意識的融入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的法學教育與人才培養已經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果,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許多優秀的法治人才,這些都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引導與支持。然而,法學教育公共政策中仍缺乏應有的社會性別意識,導致這些公共政策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出現一些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一)法學教育公共政策中存在的社會性別意識缺失問題
  1. 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存在的社會性別問題
  第一,培養模式存在社會性別導向。此問題主要表現在課堂教學及學生入學招考兩方面。在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中,培養模式的選修制度是為了拓展學生的知識面,但是選修課一般都是使用大課堂的方式進行教學。大課堂并不是一個個性化的課堂,教師并不一定知道每位學生的名字,也和每一位學生沒有過多的接觸。很多教師潛意識里認為男女學生在知識掌握及思維方面上存在較大的性別差異,認為男性學生更擅長于法學邏輯思維,而女性學生則更擅長知識的記憶。因此,在課堂上提問時,教師總是更關注男學生,喜歡向男學生提問,他們普遍認為男學生的思維更活躍、更積極,有利于活躍課堂。偶爾叫到一些女學生,可能是因為她的名字像是男生的名字。這樣就導致了課堂教學過程中機會獲得不均等,不利于該培養模式的目標實現。此外,法學類碩士培養模式也存在著同樣的性別導向。攻讀法律碩士需要通過筆試和復試。筆試是以卷面得分的方式來考察的,閱卷人無法了解到答題學生的性別。因此,筆試上并沒有性別上差異與不平等,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在復試的面試階段,面試評價通常都帶有導師某些方面的主觀喜好與性別觀念,主觀性相對比較大。很多導師在選擇學生時,會將性別作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來考量,考慮學生的學術興趣及承擔科學研究任務的學術能力。傳統的性別觀念使得他們認為男性學生的研究能力通常都強過于女性學生,女性在研究生階段可能會面臨結婚與生育,學術關注度與持續度不及男性學生。因此,面試考核中男性學生的得分無形中可能會高出女性學生。即便男生和女生成績相同,很多導師會優先考慮男生。這樣的問題普遍存在于各大高校,成為制約女性學生平等受教育的隱性規則與社會問題。
  第二,培養計劃的實現途徑上存在男性話語權。一是課程體系的建設方面基本上都是以男性思維為基礎。盡管當前的教材已經做到形式上的去性別化,盡量采取中性與客觀的方式編纂。但法律本身所暗含的性別觀念及教材內容更新得不徹底,使得教材體系中的性別傾向仍然比較明顯。例如,在很多的法學教材所附的案例中,對女性形象的描述仍固守著刻板的態度,案例中較多的女性角色是家庭婦女與受害者;相較之下,案例中很多男性的身份卻是成功的事業人士與強者。這種潛藏的性別角色安排對于學生性別平等的形成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無形中影響到女性學生對于自身性別的認同與歸屬,使學生在觀念上被動接受兩性不平等的事實[27]。二是在師資力量方面,高校的法學女教師數量總體偏少。在高校法學教育中,女性教師的總體數量一直都少于男性教師。在絕大多數的高校中,入職法學教師通常都需要具有博士學位。盡管在法學本科及碩士研究生招錄上女性學生的人數與男性相差無幾,但在博士研究生層面,女性的人數遠低于男性(1)。此外,在法學教師職稱評選中,職稱越高,女性的占有比例就越低,這使得男性在法學教育中的話語權明顯多于女性,對法學公共政策的實施及人才培養不利,也不利于將性別平等意識引入到法律教學的公共政策之中,會導致法律人才的素養不全面。
  2. 法律職業主義路線存在的社會性別問題
  女性主義對家庭的批判使女性從家庭禁錮中成功走向社會,然而,女性走出家庭進入法律職業化的領域后,其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擠與不公正對待。
  第一,在法律職業中,女性的總體人數偏少,并且當職稱越高時,女性占的比例就越低。這種瓶頸效應使得女性在畢業后就對法律職業望而生畏,進入法律職業生涯的積極性大打折扣,也就造成了女性與法律職業的分離,讓很多女性在接受法學學歷教育后便遠離了法律職業。
  第二,法律職業形成了一種對女性“敵對”的不友好職業環境。在法律職業中,許多男性為了保持他們在法律職業中的地位和榮耀,排斥女性從事法律職業,不斷地向女性灌輸她們不適合、不應當從事該項職業,并以男性至上的標準來評價和要求女性。當然也有少數女性在法律職業領域被男性群體接受,但是這部分女性是在有意識地將自己裝扮成“男性化”的“女強人”之后才被他人所接受,她們被迫把自身女性特征弱化,強化法律職業的男性標準要求。此種接納并不算真正意義上的接受,完全意義上的接受應當以女性自有的完整的女性特征進入法律職業,而不是讓女性異化之后才接受其進入該領域。
  第三,在法律職業中,女性受到無形的排擠與打壓。刻板的傳統女性形象、職業人數的劣勢使得女性在進入職場后舉步維艱。在人數絕對占優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中,女性的意見和利益往往無法得到相應的表達、重視與維護,女性的聲音被淹沒在這男性群體中,其身影更是無處可尋[28]。即便是在客戶對律師的選擇上,男性往往比女性能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更多的客戶偏向于選擇男性,認為男性處理事務的能力更強于女性,更為穩重,結果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有這些法律職業領域中的排擠,進一步導致了女性在該職業中普遍地位、收入都低于男性,缺乏工作動力,從法律職業中出走的概率也更大。
  對此現象,社會存在不同的解釋。長期鼓吹生物決定論是其中之一,認為女性被法律職業領域拒絕,或者說女性缺席法律職業,源于先天性生理上不足,決定了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中教育、職業定位與分工[29]。而性別偏好論認為,女性缺席法律職業是女性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職業興趣導致的,女性的職業興趣不是在工作社會中形成的,而是獨立于工作社會并先于工作社會產生的私人領域。女性被法律職場拒絕并不是因為生物原因,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有其背后深刻的社會文化因素[30]。然而,這些解釋都并不具有真正的說服力,顛倒了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未能找到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女性并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文明塑造的[31]。從深層次而言,社會觀念中性別偏見與歧視才是根本原因。任何的政治行動和社會制度都以某種觀念為基礎,或以這種觀念的缺失為基礎[32]。觀念的革新才是最重要的,要將社會性別意識融入各項制度之中去。
  (二)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法學教育公共政策的實現路徑
  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婦女解放運動發現了人中的“女性”。女性主義運動為女性爭得了法律上的獨立人格,也使女性獲得了教育、勞動等方面的權利,女性開始慢慢進入法律職業領域。女性在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中的數量也在慢慢增加,地位也在逐步提升。但要想真正地讓法律領域接受女性,就必須對法律、政策與文化進行深刻地反思,在公共政策的設計、制定與具體落實中將男女平等具體化到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等一切社會活動中。換言之,在法學教育及人才培養中,要將社會性別意識滲透到政策制定與解決問題過程去,將男女兩性同等地作為社會主體來看待,同等對待兩者的地位,實現教學成果到法律實踐的轉換,使我們的法律結構進行無性別化的改革,進而推進政策與制度的完善與再實踐的良性循環。否則,不管女性在該領域中的數量增加多少,一切都是徒勞的。因此,法律教育及法律職業“去性別化”是讓法律職業徹底接受女性的最根本途徑之一。
  第一,國家應高度重視性別平等的頂層設計與制度評價。作為公共政策的決策主體,國家和政府在提高婦女地位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責任,只有政府才能為促進性別平等提供充足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才能使公共政策對傳統的社會分工模式產生深刻影響[33]。因此,政府要有社會性別平等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在政府工作和社會發展宏觀決策方面將社會性別納入決策主流,在公共政策制定、實施與評價的過程中,決策部門要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去審視與評估每一項政策的公平性與合理性,確保女性在公共政策系統的每個環節中都能獲得與男性同樣平等的對待。
  第二,加強社會性別意識的培育。我國應當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高校法學專業人才的培養體系,全面提升人才的綜合質素,這本身也是教育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34]。在校的法學專業學生是還未踏上法律職業道路的法律人,也是未來法治建設的中流砥柱。法學學生性別平等意識觀念上的可塑性很強,只要高校在法學教學過程中加強這方面的培養,就有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品質與完整人格,日后在法律職業道路上必然能夠秉持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觀念,實現法律職業的平等化。這對于革新性別觀念與促進性別平等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法學教育要將社會性別意識貫徹到教育工作的全過程中去。在法學教育的培養方案中,有條件的學校可將社會性別理論或與性別平等有關的課程納入法學教學培養大綱中。此外,其他法學學科教材的編纂與選用,也應當清除傳統教材中隱含性別傾向的內容,做到徹底“去性別化”。在學生招錄及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法學教師應當首先加強自身社會性別意識的提升,平等地給予兩性同等的受教育機會;要在日常的課程教學中有意識地滲透社會性別平等理念,引導學生從性別角度理解法律制度,從性別差異的角度去分析法律實踐中的案例,使學生掌握社會性別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樹立起正確的性別平等觀。
  第三,增加法學教育主體的女性人數。法學教育的主體既包括教師,也包括法學學生。兩者都是法學教育的認識與實踐主體;教師是法律知識的研究與教學主體,學生是接受法學教育的學習主體,也是將來可能的法律職業從事者。法學教育主體女性人數的增加,既要提升女性教師在教師職業群體中的比例,也要提升法學學生中女性的比例,要將兩者的女性比例作為法學教育評價的指標之一。法律職業群體中女性人數的增加,必將糾正該領域中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偏見,平衡性別之間的話語權,從而實現法學教育中的性別平等。
  第四,營造法律職業領域“去性別化”的職業環境。工作對于女性而言,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解放[35]。清除行業隔離與職業藩蘺,實現就業機會的平等與創造平等的職業環境對婦女的真正解放與發展意義更為深遠。對于在法律職業領域已經形成了對女性歧視對待的法律職業工作者,司法機關可以聯合相關的行業協會如律師協會,對這些法律職業工作者進行性別平等意識內容培訓,讓其深入了解性別平等意識,使其能夠把性別平等意識運用于工作中,用一種平等的視角來對待女性進入法律職業領域。要加強法律職業群體中的婦女組織建設,擴大婦女組織的影響力,發揮婦女組織對弱勢婦女權益維護的重要作用。同時,我們要加強新聞傳媒對性別平等的正面引導與監督管理,在新聞出版及文化影視傳播領域內表達婦女的意愿與心聲,大力宣傳與展示婦女參與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貢獻與價值。只有這樣,才能為婦女進入法律職業領域塑造一個全新的形象,讓女性在法律職業領域與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共享所有的法律資源,在法律建構中融入女性因素,使女性在法律領域的訴求得到重視,筑建起現代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第五,加強對法學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度評估與監控。政策評估與監控是政策過程的重要環節,決定著政策的延續、革新與終結,是評判政策效果及其合理性的關鍵因素。因此,將社會性別納入法學教育的公共政策中,要加強對該公共政策的評估與監控。其一,要建立與完善性別評估指標體系,將社會性別主流化納入法學教育公共政策制定、執行的評估制度評估的依據與標準之一。其二,創新評估方法與監控模式,根據公共政策所處的階段,加強事前、執行與事后的評估和監控,保障社會性別主流化在公共政策的各個環節能夠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及時發現與糾正偏差。其三,在法學教育主管機構與部門中設立性別平等的政策研究、評估與監控人員,加強對法學教育全過程中性別平等的動態評估與監督,保障政策目標的實現。
  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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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參見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提高社會性別主流化能力指導手冊》第9頁引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ILO:Gender:APartnership of Equal,Geneva,2000,P5.
  2(1)例如,法律中規定了婦女生育時享有產假,男性相應也享有一定時間的陪產假,但兩者的假期長短并不一致,婦女的產假期遠長于男性。這固然有考慮到嬰兒哺乳的科學性因素,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仍然是男女兩性傳統社會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的慣性立法思維,固守著女性傳統而刻板的形象,其中隱含著立法者將生育與產后撫育孩子的絕大部分工作交給婦女去完成,其角色定位是與其生育及家庭是捆綁在一起的。
  3(2)根據國務院公布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白皮書,截至2015年9月時,全國女性法官占法官總人數的28.8%,相對于2009年時的23.48%已經有了較大的提升,但兩性相較之下,女性法官的人數相對還是偏少。即便是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上海),女性法官的人數還是落后于男性法官。參見曾海若,李新萍.我國法官性別比例失衡現象實證分析---以上海市、杭州市為樣本[J].政法學刊,2019,36(4):87-98。
  4(1)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19年全國高等教育院校中女性博士研究生人數為157 255人,占博士研究生總數的41.32%,盡管近年來攻讀博士研究生的女性人數在持續上升,但總體上來說,其人數仍較少。參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ncu1.naihes.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qg/202006/t20200611_464800.html,訪問時間:20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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