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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經濟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走向探討

添加時間:2021-03-25 16:41 來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 作者:洪俊杰 楊志浩 羋斐斐

  摘    要: 基于經濟全球化發展史和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走勢,采用量化分析和比較分析雙重方法,對新形勢下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給出準確定位。分析表明:當前經濟全球化已經進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來的第三階段——波動調整階段。國際分工深化進入尾聲、新興經濟體拉動乏力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爭端等是導致經濟全球化減速調整的重要原因。經濟全球化亟需關注貿易失衡、不平等以及國際規則缺位等問題,關注服務貿易、數字貿易以及貨運連通等新亮點。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全球化發展應秉持“體系重構—科創驅動—深度開放”策略。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波動調整階段; 國際貿易; 國際投資;
 

新時期經濟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走向探討
 

  自1870年起,世界經濟經歷三次全球化浪潮,英國、德國、美國以及中國在三次浪潮中相繼扮演擎旗者角色。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發生時(1870年至1913年),中國正經歷封建時代和半殖民半封建時代,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埠通商,中國不得已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1914年至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全球化浪潮的碩果,德國和英國兩大世界貿易強國出口貿易額斷崖式下跌。相反,美國利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德對立的契機,一舉實現貿易出口反超。第二次全球化浪潮(1945年至1980年)開啟時,中國正處于革命斗爭時代向民主時代轉變,連年內戰及錯綜復雜的周邊地區形勢使得中國錯失全球化發展良機。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際,恰逢第三次全球化浪潮(1980年至今)席卷而來。中國抓住歷史機遇,借助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穩步崛起,2013年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然而,就在中國正式崛起為全球貿易擎旗者之時,逆全球化現象在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開始升溫。毋庸置疑,對于步入經濟新常態之后對外貿易依存度年均值高達35.5%(1)的中國而言,滯緩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利少弊多。在此新形勢下,經濟全球化究竟進入了什么樣的發展階段?什么原因導致經濟全球化減速調整?經濟全球化出現哪些新問題和新亮點?中國又該如何保持優勢、順勢而上?本文從歷史視角出發,結合全球經濟發展的長期走勢和最新焦點,回答上述問題。

  圖1:1978~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
圖1:1978~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

  注:貨物貿易出口額單位為億美元。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數據庫。

  一、步入波動調整階段

  全球貨物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是經濟全球化的晴雨表,圖1和圖2展示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來,全球貨物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脈絡。相較于前兩次全球化浪潮,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因中國的廣泛參與而展現出諸多與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相吻合的關鍵歷史節點。結合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狀況,本文將發展至今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大致劃分為緩慢增長、快速增長和波動調整三大階段,并認為當前經濟全球化已經穩定進入波動調整階段。

  階段1:緩慢增長階段

  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元年至中國入世前夕,經濟全球化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經歷24年的平穩增長,出口額增長近5倍。同期,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穩步增長,并在中國入世前三年表現出急速拉升態勢,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增長近30倍。在這一階段,高收入國家貢獻了全球82.2%的貨物貿易出口和97.4%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同期,中國的對外開放以局部開放、雙邊開放、政策性開放為主要特征,經濟體制處于由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外資外貿發展游離于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之外(薛榮久,2018)。在此背景下,中國貨物貿易出口對世界貨物貿易出口的貢獻率僅2.0%,遠低于美國的11.7%以及德國的10.3%,并非經濟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

  階段2:快速增長階段

  從2001年中國入世元年至全球金融危機前夕,經濟全球化進入快速增長期。在緩慢增長階段,全球貨物貿易出口歷經24年實現5倍增長幅度。而在快速增長階段,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僅歷時7年便實現11倍的增長(相較于1978年)。同期,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經歷兩年短暫回調后,直沖21683.5億美元大關,達到有史以來對外直接投資最高峰。在這一階段,高收入國家對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的貢獻略微降至75.8%,但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的貢獻依然高達94.6%。同時,中國完成長達15年之久的入世談判,進入全面參與全球化的新時期。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迎來井噴期,從2001年4.3%的出口份額躍升至2007年的8.6%,甚至高于同期美國的出口份額(8.1%),成為當時僅次于德國的世界第二大貨物貿易出口國。

  圖2:1978~201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
圖2:1978~201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

  注: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單位為億美元。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數據庫。

  階段3:波動調整階段

  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經濟全球化進入波動調整階段。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增長陷入停滯,2018年,貨物貿易出口額基本與2013年持平。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波動式下跌,201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已經跌至2000年中國入世前夕的水平。中國貨物貿易出口份額經歷2008年至2015年的短暫增長之后,出現緩慢下跌,近年來穩定在13%左右的水平。通過對金融危機發生后十多年時間的經濟形勢走向加以梳理,本文判斷當前時期經濟全球化已經穩定進入波動調整階段。這一階段恰與中國經濟新常態部分重合,可以看作是全球經濟的一種新常態。

  二、波動調整的原因

  (一)國際分工深化進入尾聲

  18世紀60年代興起于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催生了英國、美國以及德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率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依托蒸汽技術開展海外殖民,強行與中國、印度等傳統農業國開展國際分工。早期的國際分工以產業間分工為主。傳統農業國負責生產并提供工業原料和農業原料等,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被動地位。先進工業國利用農業國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進行工業化生產,賺取大部分生產利潤。19世紀60年代開始,傳統工業化國家依托在科技領域取得的長足進展,掀起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化設備的出現進一步提高工業品的精細程度,進而推動國際分工進一步細化。國際分工不再單純局限于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開始形成,大量同類異質性產品通過國際分工細化在不同比較優勢的國家完成生產。20世紀中葉,第三次工業革命登上歷史舞臺,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加快國際分工深化。與此同時,產品零部件細化逐步實現極大化,難以通過繼續細分產品生產環節的方式進一步深化國際分工,國際分工深化進入尾聲。

  圖3:中國、金磚國家(不含中國)、新鉆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外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速
圖3:中國、金磚國家(不含中國)、新鉆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外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速

  數據來源:根據世界銀行(WB)提供的數據測算。

  (二)新興經濟體拉動乏力

  入世后,中國成為拉動全球貿易出口的核心動力。2001年至201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速均值達14.6%,金磚國家(不含中國)、新鉆國家(1)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不含新興經濟體,下同)分別為10.7%、8.0%和6.1%。2016年之前,中國歷年對外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速均高于世界其他國家。作為大型新興經濟體的中國以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兩倍的水平強力拉動全球出口貿易發展。2016年之后,中國對全球貿易出口的拉動效應明顯疲軟。2016年至201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速分別為-7.7%、7.9%和9.9%。同期,世界其他國家分別為-1.8%、10.0%、9.6%。中國對全球貿易出口的拉動效應持平甚至低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拉動效應。換句話說,如果把中國入世看作對世界經濟的利好沖擊,則2016年開始,這一利好沖擊對全球貿易出口的促進效應開始減弱。在中國貿易出口拉動效應疲軟背景下,金磚國家(不含中國)以及新鉆國家兩大新興市場對全球貿易出口的拉動效應不穩定。比如,在2016年,兩大新興市場對全球貿易出口的拉動效應遠低于世界其他國家,2017年則表現較為積極,2018年新鉆國家再次低于世界其他國家水平。在主要新興經濟體拉動乏力的現實環境下,世界上缺乏其他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化發展態勢不明朗。

  (三)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爭端助勢

  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國別經濟發展差異、各國內部經濟社會狀況以及政府執政決策等諸多因素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從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尤其是重商主義時期,便始終穿插于貿易發展的各個階段。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之后,自由貿易成為主流。但伴隨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貿易保護主義表現出多樣性、復雜性以及全球性等新特征,突出表現為貿易保護領域寬泛、手段繁多、難以界定以及傳播提速等(薛榮久,2009)。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全球月平均貿易爭端程序活躍狀況”詳記全球歷年處于“正在處理”進程中的貿易爭端月平均數量,從爭端處理角度準確測度全球貿易爭端狀況。顯而易見,2008年經濟全球化進入波動調整階段之前,全球月平均爭端程序活躍數量總體呈現微弱的倒U型態勢。但進入波動調整階段之后,全球月平均爭端程序活躍數量上升態勢明顯,貿易爭端日益頻繁(如圖4所示)。2018年以來,由美國單方面挑起的中美貿易爭端進一步惡化全球經貿前景。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貿易數據,2019年前三季度中美雙邊貿易總值同比下降10.3%,中美貿易爭端的負面效應顯著。實際上,在此次貿易爭端中,全球排名一二的兩大經濟體釋放的逆全球化信號,比雙邊低迷的貿易進出口狀況危害更大。面對中美貿易爭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決策者容易對全球化發展趨勢產生消極判斷,加劇貿易保護主義的全球傳播速度。

  圖4:全球歷年月平均爭端程序活躍數量
圖4:全球歷年月平均爭端程序活躍數量

  數據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庫。

  三、亟需關注的重要問題

  (一)全球化與貿易失衡

  以各國各年度貿易順差與貿易逆差的絕對數值之和占該年度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衡量全球貿易失衡狀況。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來,全球貨物貿易總體處于高水平運行狀態。2008年全球化進入波動調整階段后,全球貨物貿易失衡率維持在11%左右,貿易失衡嚴重(見圖5)。2018年美國將中國的長期貿易順差定義為中國對美國的經濟侵略,并以此為由挑起中美貿易摩擦,這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長期貿易失衡導致大國矛盾積累,并最終影響雙邊乃至多邊經貿關系。

  全球貿易失衡為何值得關注?概而言之,全球貿易失衡會影響全球化參與方國內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而加劇全球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其理論機制具體如下:從貿易逆差國視角來看,長期處于貿易逆差象征著在本國消費市場上,大量進口品替代本國品并占據上風。消費市場對進口品和本國品的相對需求失衡順延供給鏈傳導至本國生產部門,導致一部分本國生產企業面臨生存危機。在這種狀況下,部分生產企業選擇破產倒閉或資本外移,加劇國內失業問題,進而引發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從貿易順差國角度來看,長期的貿易順差增加本幣需求,順差國貨幣面臨升值壓力。在這種背景下,順差國傾向于增發本國貨幣保障匯率穩定,維持本國出口優勢。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以及本國貨幣供給的持續增加會提高本國通貨膨脹水平,干擾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進而誘發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因此在貿易失衡長期存在時,貿易摩擦通常會在各國政府主導下紛至沓來。

  (二)全球化與收入不平等

  大量研究表明,全球化加劇了收入不平等(Goldberg和Pavcnik,2007;丁建軍,2012)。國際貨物貿易引致的不平等非常顯著(Barusman和Barusman,2017),但國際服務貿易比國際貨物貿易造成的不平等更嚴重(Cassette等,2012)。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來,世界整體、主要經濟體和主要地區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表現在收入位于前10%的人群占據的收入份額(以下統稱“收入不平等水平”)不斷擴大。經歷1978年至2000年的經濟全球化緩慢發展階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6.3個百分點。全球化完成2001年至2008年快速發展階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略有收縮,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貿易大國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貿易強國的內部收入不平等水平進一步擴大。經濟全球化進入波動調整階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依然高居52.2%(1)。

  圖5:1978~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失衡狀況
圖5:1978~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失衡狀況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數據庫。

  為何如此關注收入不平等問題?第一,中國俗語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不平等加劇社會矛盾,加劇市場摩擦,惡化正常生產經營條件,是阻礙一國乃至世界經貿發展的內部隱患。第二,根據基本的消費者理論,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通常高于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擴大會影響國民消費能力,并通過需求渠道傳遞緊縮信息,一方面降低本國生產部門的產出,另一方面通過減少進口降低外國相關生產部門的產出。第三,收入不平等通過影響進口需求又會進一步加劇貿易失衡(謝建國等,2015),導致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受阻。因此,新形勢下全球化與收入不平等問題應得到重點關注。

  (三)全球化與規則缺位

  現行國際經貿規則面臨效率低下和規則落后雙重問題,在解決貿易糾紛過程中捉襟見肘,突出表現為:第一,WTO上訴法官因上訴機構成員任命爭議而數量大幅縮減,導致上訴機構“停擺”。現行上訴機制在處理國際經貿糾紛時效率低下,難以應付新形勢下日益增多的貿易爭端。第二,全球貿易結構正由貨物貿易驅動向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數字貿易三重驅動演化,WTO現有規則已經落后于國際貿易新格局。與此同時,WTO在全球價值鏈以及國際投資等領域存在嚴重的規則缺位,無法妥善調解這些領域出現的國際爭端。第三,WTO權威性經常容易遭受超級大國肆意挑戰,其現有約束機制無法抑制美國等國家采取單邊主義措施。

  四、發展新亮點

  在全球貨物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波動調整階段的同時,經濟全球化發展在服務貿易、數字貿易以及貨運連通等領域出現新亮點。新亮點將在傳統貿易和跨國投資疲軟背景下,發揮挖掘全球經濟新增長點、激發傳統經貿發展新潛能的雙重作用。

  (一)服務貿易與經濟全球化

  全球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占比接近四成,并表現出強勁的增長趨勢。從服務貿易出口絕對值來看,2005年以來,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體呈上升趨勢。2018年的服務貿易出口額相較于2005年上升119.9%。從服務貿易出口的相對值來看,服務貿易出口在貿易總出口中的地位穩中有升。2005年,全球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全球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0.7%,2015年至2018年這一比重基本穩定在23%以上,服務貿易已經在國際貿易中舉足輕重。自2005年,全球服務貿易年均增速高于貨物貿易年均增速(1),在傳統貨物貿易增長滯緩的新形勢下,服務貿易正成為拉動全球貿易出口的新增長點。

  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服務貿易比貨物貿易韌性更強。以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作為準自然實驗分析發現,金融危機發生次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出現斷崖式下跌,同比跌幅達22.3%。但同期全球服務貿易出口同比跌幅為10.6%,僅為貨物貿易出口跌幅的47.4%。金融危機發生第二年,貨物貿易出口跌幅為5.3%。但同期全球服務貿易出口跌幅為2.6%(2)。顯而易見,服務貿易在應對全球危機時表現出更強的韌性。因此,服務貿易出口在全球貿易總出口中比例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助于完善全球貿易結構,提高全球貿易風險規避和風險抵御能力。

  (二)數字貿易與經濟全球化

  全球貿易經歷傳統貿易、全球價值鏈和數字貿易三個階段。全球價值鏈革新了傳統貿易的貿易標的,完成了生產的國際分工。而數字貿易利用現代信息網絡連接起供應鏈和需求鏈,實現貿易交易模式、交易標的以及運作方式的信息化改革,不僅具備全球價值鏈大幅降低貿易成本的特征,而且發揮縮減貿易中間環節、豐富貿易商品類型的優勢(馬述忠等,2018)。當前,全球數字貿易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以電子商務為主要的表現形式。電子商務依托互聯網的高效信息傳遞效率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商品交易環節的市場搜尋成本,成為新形勢下商品全球跨域銷售的新渠道。2013年以來,全球網絡零售額與日俱增。全球網絡零售額占全球零售總額的比重從2013年的6%躍升至2019年的14%(3)。根據國際市場研究機構e Marketer預期,未來全球零售額及其份額將持續擴大,傳統貨物貿易將搭乘電子商務快車打造貿易增長新亮點。

  (三)貨運連通與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發展需要克服的一大關鍵障礙在于縮短交易距離,降低地理空間距離引致的全球市場分割。15世紀末開啟的地理大發現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利用航海技術實現環球互聯互通。經歷近5個世紀的發展,海運依然是當代國際貿易的主流運輸工具。聯合國貿發會議《2019年全球海運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海運貨物量達到歷史峰值(110億噸),同比增長2.7%。實際上,海運需求的持續上漲是貨物貿易仍然占據全球貿易主導地位且保持一定規模增速的現實體現。近年來,盡管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不斷上升,但貨物貿易的貿易量基數龐大,即便是在全球貿易步入調整期,微弱的貨物貿易增速仍會引發全球海運需求的劇烈擴張。

  在上述背景下,全球班輪連通度始終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經貿一片低迷的條件下,全球班輪連通發展進程依然保持強勁。從國別比較來看,中國的班輪連通度指標全球領先,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美國分列全球第二至五位。在傳統貨物貿易仍然占據大部分全球貿易份額的現實狀況下,全球貨運連通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將擴展全球貿易網絡,進一步挖掘全球貿易需求;另一方面將加速全球貨物流轉,提升貨物運量,保障經濟全球化正常運轉。

  五、中國的全球化策略

  新形勢下中國的全球化應遵循“體系重構—科創驅動—深度開放”策略。國際治理體系是全球化發展的外部架構。從當前國際經貿形勢來看,加快構建中國引領的國際治理新體系對恢復國際下單 至關重要。科技創新是全球化發展的內生動力。從全球化深入推進的歷史經驗和客觀現實來看,加快打造科技驅動新引擎是穩固當前全球化成果并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的核心。深度開放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從全球化發展的路徑機制來看,破除國際市場壁壘、謀求更大開放對擴大全球連通非常重要。

  (一)構建國際治理新體系

  國際治理體系猶如人體之免疫系統,是實現組織協調發展的關鍵。經濟全球化發展滯緩背景下,重構全球治理規則體系、重塑全球化參與主體規則意識以及重振各方發展信心尤為重要。當前,中國已經在全球價值鏈“共軛環流”中居于核心樞紐地位(洪俊杰和商輝,2019),國際治理新體系的構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貢獻。

  1. 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改革

  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經貿規則正面臨瓦解風險,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停擺,改革迫在眉睫。中國應在堅持世界貿易組織貿易自由化根本宗旨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基本原則基礎上,維護發展中國家合理權益,協調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發揮規則樞紐作用,連通各方訴求。

  2. 推動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建設

  為滿足新興經濟體投融資需求、推動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積極參與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率先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未來中國應積極協同各方,加大對可持續發展項目的重視與建設,推動世界經濟平衡、包容、創新發展。

  3. 深度挖掘“一帶一路”新增長點

  “一帶一路”倡議秉承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倡議提出后的五年時間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年均1.1%的貿易增長和年均7.2%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在全球化進程缺乏新興經濟體融入的背景下,中國應協同“一帶一路”各國,尋求經貿合作新的發力點,努力將“一帶一路”倡議打造成拉動全球經貿增長的新星。

  (二)打造科創驅動新引擎

  1. 立法保護創新動能

  法律保護是科技創新的保障。從1985年中國《專利法》首次實施以來,中國的創新績效取得了長足進展。1985年中國專利申請量僅0.94萬件,專利授權量僅0.011萬件。經歷1992年、2000年以及2008年《專利法》三次修正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邁上新階。2001年入世后,國際化發展進一步提高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在此背景下,2018年全國專利申請量達414.68萬件,授權量達233.54萬件,相較于1985年分別上升441.1倍和21818.8倍(1)。未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法律法規應與時俱進,根據法律法規落實過程中的有效反饋加快法律法規的優化完善,保障創新權利和創新動能不受侵害。

  2. 重視核心技術突破

  在國際比較方面,中國自2015年起每百萬美元創新投入的專利申請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一(2),一定程度上反應中國的創新效率持續上升。但在整體創新水平提高的同時,中國在關鍵科技領域尚存技術缺位。產品技術復雜度低,核心技術對外依賴度高,導致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遭遇低端鎖定。例如,中國在“芯片之母”光刻機、航空航天發動機、高精度制造數控機床等諸多高端設備和核心元器件領域嚴重依賴進口。高精尖科技是助力全球化向前推進的核心引擎,中國應依托大國資金實力補齊核心技術短板,先謀求達到發達國家同等水平,再實現從“跟跑者”向“領跑者”轉型,引領全球科技新風向。

  (三)構筑深度開放新局面

  1. 重視完善自由貿易區建設

  反觀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歷程以及中國經濟水平發展脈絡,自由公正的全球經貿環境是中國經濟得以騰飛發展的堅固磐石。因此,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背景下,中國應當堅持貿易自由化旗幟。目前,中國已在全球范圍內簽署19項自由貿易區協定,另有12項處于正在談判過程,8項處于正在研究狀態。未來中國應繼續從完善自由貿易區建設切入,逐步點連成線,線連成片,打造全球自由貿易新標桿。

  2. 加快推動高質量對外開放

  高質量開放應當實現高質量出口與擴大進口相協調。自2001年入世以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過度側重出口數量,忽視了出口質量。出口產品國內附加值低,技術復雜度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擴大進口有助于提升國內消費者福利水平,激勵本國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因此,中國一方面應當推動出口“由量轉質”,實現中國制造高端攀升。另一方面應當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窗口,進一步擴大進口。

  六、結語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當前全球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歷史機遇,采取遞進開放策略逐步融入全球經貿發展大環境。然而正在中國重新崛起成為全球最大貿易體之時,經濟全球化卻表現出疲軟跡象,進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第三階段——波動調整階段。在經濟全球化波動調整階段,世界上將會長期存在互不示弱的“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兩種立場,不同立場代表著不同勢力集團的利益。中國是“順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堅定不移奉行經濟全球化策略仍將是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最代寫 擇。經濟全球化經歷若干年波動調整之后究竟會一落千丈還是峰回路轉,取決于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若干問題能否妥善解決以及全球化發展新亮點能否持續挖掘。居于全球價值鏈“共軛環流”樞紐地位的中國,應充分遵循“體系重構—科創驅動—深度開放”策略,構建國際治理新體系,打造科創驅動新引擎,構筑深度開放新局面,趨利避害、順勢而上,在錯綜復雜的全球化浪潮中實現國家經貿實力的進一步攀升。

  參考文獻

  丁建軍:貿易與收入不平等關系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3期。
  洪俊杰、商輝:中國開放型經濟的“共軛環流論”:理論與證據,《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馬述忠、房超、梁銀鋒:數字貿易及其時代價值與研究展望,《國際貿易問題》,2018年第10期。
  薛榮久:入世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意義、作用與維護,《國際貿易問題》,2018年第10期。
  薛榮久:經濟全球化下貿易保護主義的特點、危害與遏制,《國際貿易》,2009年第3期。.
  謝建國,趙錦春,林小娟.不對稱勞動參與、收入不平等與全球貿易失衡,《世界經濟》,2015年第9期。
  BARUSMAN A F,BARUSMAN M Y.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1970’s[J].European Research Studies,2017,20(4):35-50.
  CASSETTE A,FLEURY N,PETIT S.Income inequa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Short-and long-run evidence[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2012,26(3):223-254.
  GOLDBERG P K,PAVCNIK N.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7,45(1):1-82.

  注釋

  1對外貿易依存度由進出口總額占GDP的份額測度,中國進出口總額及GDP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
  2(1)“金磚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以及南非;“新鉆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以及越南。
  3(1)數據來源: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4(1)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2019年世界貿易報告(中文版)》。
  5(2)數據來源:作者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提供的數據核算而來。
  6(3)數據來源:國際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
  7(1)數據來源:專利申請及專利授權數據來自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局。
  8(2)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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