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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春秋》的國際政治思想研究

添加時間:2017-04-01 14:36 來源: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楊德春
 摘要
  《榖梁春秋》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對中國文化之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要作用,在中國經學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自近代以來,對《榖梁春秋》之研究卻相對比較薄弱。值得注意的是:從1949年至1978年年底,在近二十年時間里,中國大陸只發表了兩篇研究《榖梁春秋》的論文。這兩篇論文均發表于20世紀50年代“反右”之前,一篇是張西堂的《〈榖梁〉為古文學補證》[1],另一篇為金德建的《瑕丘江公作〈榖梁傳〉的推測》[2].20世紀80年代以后,《榖梁春秋》研究相對比較薄弱的狀況雖然有所好轉,但是仍然與《榖梁春秋》在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學術史上所具有之重要地位不相符合,特別是對《榖梁春秋》的國際政治思想之研究應加強。這是學術研究之現實要求,也是學術研究自身發展之要求,故特以本文拋磚。
  
  一、《榖梁春秋》中的國際政治思想的意義
  
  秦治來的《國際政治學簡明教程》認為:“堅持這種觀點的著名學者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在其引起廣泛和持久爭論的名篇《為什么沒有國際理論》(1966)中,懷特指出,真正的國際理論應該(也只能)來源于對國際歷史的分析和總結,學者們應該有一種宏大的歷史眼光和從各種雜亂事件中抓住關鍵線索的敏銳能力。一部好的歷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國際政治教科書或專著包含更多、更好的國際政治思想。甚至,懷特認為,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唯一得到公認的經典之作,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3](P.5)懷特認為國際政治思想來源于歷史經驗,這無疑是深刻的,自然也是正確的,但是,懷特以西方歷史經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研究中唯一得到公認的經典之作,必將導致國際政治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中國春秋時代的國際政治的復雜程度遠勝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春秋》及《榖梁春秋》所包含的中國春秋時代的國際政治經驗作為制衡國際政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有力武器是應該加以研究和總結的,這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的基礎。
  
  梁守德、洪銀嫻的《國際政治學理論》主張“實行‘一球多制。’”[4](P.37)并以此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4](P.37),此論為錯。比如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朝鮮也可以要求實行“一球多制”;伊朗是伊斯蘭共和國,伊朗也可以要求實行“一球多制”,所以,要求實行“一球多制”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如果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的構建就是僅僅由“一國兩制”變為“一球多制”,那么,國際政治研究也未免太容易了。
  
  時殷弘《從拿破侖到越南戰爭:現代國際戰略十一講》[5](P.14)引用當代最重要的戰略史家和美國最好的外交史學家之一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論文云:“理論家們所做的創造一種政治科學的努力,試圖能夠預見到世界事態的未來進程的這樣一種努力,產生的結果相當可憐,或者說少得令人吃驚,那就是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三大類路子都沒有預見到、哪怕是稍微接近預見到冷戰是如何結束的。這三大路子就是行為主義、結構主義和演進主義。”時殷弘重視歷史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的作用,但是,時殷弘竟然得出了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的錯誤結論,究其原因,就是忽略了《春秋》大義。
  
  歷史經驗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就如同歷史經驗在政治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樣,我認為應該將以歷史經驗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術主張和學術思想稱為國際政治的歷史經驗主義,與國際政治的行為主義、結構主義和演進主義并列為國際政治的四大進路。
  
  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就要在歷史經驗和歷史經驗主義的基礎上弘揚《春秋》大義,即就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而言,歷史經驗主義與《春秋》大義二者缺一不可。《榖梁春秋》是闡發《春秋》大義的重要著作,《榖梁春秋》的國際政治思想是對于《春秋》大義的重要闡發,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上和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尊天子,尊周
  
  春秋時期,周室衰微,《榖梁春秋》認為必須尊天子、尊周,《春秋》(隱公十一年):“十有一年,春,滕候、薛侯來朝。”《榖梁春秋》:“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6](P.2371)《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榖梁春秋》云:“‘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6](P.2395)
  
  作為諸侯,必須向周天子進貢,《春秋》(桓公十五年):“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榖梁春秋》云:“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6](P.2378)
  
  根據名分等級的不同,宗廟之數也不同,廟堂房屋柱子的顏色也有差別,《春秋》(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榖梁春秋》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6](P.2397)《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榖梁春秋》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6](P.2386)
  
  《榖梁春秋》認為首先周天子不應求車,求車,非禮也。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春秋》(桓公十五年):“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榖梁春秋》云:“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6](P.2378)《春秋》(文公九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6](P.2408)《榖梁春秋》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6](P.2408)《榖梁春秋》于桓公十五年云:“求車,非禮也。”此處又言:“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顯然,如今非古時可比,諸侯不獻,周天子亦不可求,求則非禮。其次周天子必須獲得進貢,以維持日常生活,讓周天子求金,即讓周天子連日常生活費用都沒有,還要向諸侯去求,顯然是過分了,但讓周天子求車是可以的,即不向周天子進貢車等豪華物品,以便不使周天子擁有過大經濟力量,導致一則腐化、二則以周天子擁有之過大經濟力量干涉諸侯內部事務。
  
  由此可見,《榖梁春秋》所主張之尊天子、尊周的思想與《公羊春秋》的“大一統”思想有本質之區別。《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春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解詁:“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7](PP.9-10)即始于一,一歸于王。即《公羊春秋》主張國家高度集權統一之君主一元專制政治。《榖梁春秋》:“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6](P.2365)《榖梁春秋》對王未作解釋,顯然,《榖梁春秋》不贊成《公羊春秋》的“大一統”思想,《榖梁春秋》實際上主張周天子是名義上之最高統治者,同時擁有一定之權力而非擁有絕對之權力,諸侯及其以下尚有一定之權力。
  
  《榖梁春秋》的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聯合國在現代國際政治中與東周及其天子一樣,是所謂的天下共主,其實卻并非如此,既要尊重聯合國的權威,又要對聯合國所能發揮的實際作用有清醒的認識。美國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其口實就是聯合國的浪費,即聯合國應該精簡開支。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的聯合國會費額度也將大幅提高,這個錢不能隨隨便便交給聯合國任其揮霍,要加強對聯合國會費開支的審計,推進聯合國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三、深察名號等級
  
  西周男、子、伯、侯、公、王皆通用不別,這一點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可以得到證明。王觀堂《古諸侯稱王說》云:
  
  觀古彝器銘識,則諸侯稱王者頗不止一二覯。徐楚之器無論已。《夨王鼎》云:“夨王作寶尊。”《散氏盤》云:“乃為圖夨王于豆新宮東廷。”而《夨伯彝》則稱夨伯,是夨以伯而稱王者也。……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8](PP.1152-1153)
  
  夨以伯而稱王,可見西周男、子、伯、侯、公、王皆通用不別,春秋時代吳楚之稱王并非僭越竊居,乃是沿襲西周舊習。郭鼎堂《金文叢考·金文所無考》也認為“王、公、侯、伯、子、男皆古國君之通稱。”[9](P.52)“五等爵祿實周末儒者托古改制之所為,蓋因舊有之名稱而賦之以等級也。”[9](P.53)楊遇夫《積微居小學述林·古爵名無定稱說》贊同王觀堂、郭鼎堂之觀點:“余遍覽彝器銘文,知銘文國君之名稱不但與《春秋》歧異而已,即在彝銘本身,雖同一國君,彼此互殊者仍至夥。”[10](P.250)楊遇夫又認為《春秋》書法晉爵降爵之說為無據并將青銅器銘文中之爵名分為七類:“前人說經者謂諸侯在其國內得稱公,《春秋》書法有前后異稱者,又設為進爵降爵之說。由今觀之,彼皆彌縫牽附之辭,非當時之實錄也。今舉其大例,凡得七宗。一曰侯公兼稱,二曰侯伯兼稱,三曰侯子兼稱,四曰侯公伯兼稱,五曰公伯兼稱,六曰公子兼稱,七曰伯子兼稱云。”[10](P.25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將西周皆通用不別之男、子、伯、侯、公、王等級化之真實目的現在已無法確考。今本《春秋》對于許君稱男,對于楚君稱子,對于鄭君稱伯,對于齊君稱侯,對于魯君稱公,對于宋君稱公,對于周天子稱天王。但是對于杞君則偶以子稱(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初稱侯(桓公二年),繼而稱伯(莊公二十七年),此后多以伯稱。這不大可能是仲尼整理修訂《春秋》時之疏忽,疏忽一次兩次則有可能,而以仲尼之精明再三再四地疏忽則不大可能。這是有意而為之。由此而論,仲尼整理修訂《春秋》,將男、子、伯、侯、公、王自下而上等級化,而男低于子、子低于伯、伯低于侯、侯低于公、公低于王之根據是什么?目的又何在?均已不得而知。對于杞君稱子、稱侯、稱伯之根據是什么?對于許君稱男之根據是什么?對于楚君稱子之根據是什么?對于鄭君稱伯之根據是什么?對于齊君稱侯之根據是什么?對于宋君稱公之根據是什么?對于魯君稱公之根據是什么?均已不得而知。更為重要之問題還在于將男、子、伯、侯、公、王自下而上等級化是否為仲尼所為均無確證。
  
  分五等爵男、子、伯、侯、公;其上以周天子為王;《榖梁春秋》稱吳、楚之君為子,反對吳、楚之君稱王。這三點是《榖梁春秋》對《春秋》文意之基本之理解和闡發。在此基礎上,《榖梁春秋》之五等爵已經成為重新處理諸侯國與諸侯國下單 和關系之手段,通過深察名號決嫌明疑,確定各諸侯國之尊卑關系。《榖梁春秋》以五等爵防止僭越,確定各諸侯國之尊卑關系,以保持社會結下單 和結構之相對穩定。只有保持社會下單 和結構之相對穩定,才能為更廣泛之人提供發展之機會,這實際上是以人為本思想之表現。《榖梁春秋》之五等爵并不是以褒貶進退之賞罰為目的。《榖梁春秋》對吳國一度貶而稱“人”,“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6](P.2344),進而稱“子”,但是,“人”不是五等爵之一,且因褒獎吳而提升吳的地位又跨越了“男”,貶吳也跨越了“男”而貶為“人”,可見,《榖梁春秋》是把吳定位在“子”的爵位上,褒貶進退的賞罰不是《榖梁春秋》的五等爵的目的。
  
  《春秋繁露》和《公羊春秋》也講深察名號,但《公羊春秋》卻將《春秋》之五等爵合并改組為三等爵,《公羊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余皆通矣。”[7](P.386)何注:“天子者,爵稱也。”[7](P.386)《禮記·王制》所載“天子之田方千里。”[11](P.332)天子也為一爵,天子也有封地祿田,則《公羊春秋》之三等爵包括天子一爵,從而實際上將《春秋》之五等爵合為兩等,以數學言之,當爵位等級降到只有一個等級時就與沒有設立爵位等級一樣了,《公羊春秋》的三等爵比沒有設立爵位等級只稍微強一點,爵位等級低者可以借此一步登天,可見《公羊春秋》的三等爵是以社會的劇烈變革為目的的。
  
  《榖梁春秋》通過深察名號決嫌明疑,確定各諸侯國的尊卑關系,防止僭越,以保持國際社會的結構和下單 的相對穩定。《榖梁春秋》的這一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現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地位是由其在聯合國中的地位所決定的,現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地位可以分為以下五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聯合國普通會員國、聯合國觀察員國家、非聯合國會員國。現代世界各國政治地位的五個等級與《榖梁春秋》將各國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一樣,通過深察名號決嫌明疑,確定各國的尊卑關系,這一尊卑關系是由各國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同而決定的,旨在防止僭越,以保持國際社會的結構和下單 的相對穩定。根據《榖梁春秋》的這一思想,要堅決反對增加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使其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特別是要選舉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與此地位相適應的國家。對聯合國普通會員國的接替要慎重,對聯合國觀察員國家、非聯合國會員國加入聯合國要慎之又慎。
  
  四、以天子名義會盟解決國際爭端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齊桓公所定天子禁令,《榖梁春秋》加以贊美。《榖梁春秋》云:“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6](P.2396)在當時周室衰微、周天子實際上沒有任何權威的情況下,《榖梁春秋》主張以會盟的方式,由大國以周天子的名義解決諸侯國之間的爭端。
  
  《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榖梁春秋》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6](P.2417)范武子注云“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為,于偽反。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魯。”[6](P.2417)范武子注所謂諱敵是使莫二也是正確的,即天下無二主,要維護周天子的天下共主之地位。范武子注所謂不諱敗是容有過否就不正確或不全面,天下共主之周天子有過錯,如此則動搖了周天子的統治權威,如此則周天子下單 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均大打折扣,如此則周天子之下單 諸侯完全有理由不執行,故范寧注所謂不諱敗是容有過否就不正確或不全面。
  
  實際上,為尊者諱敵即尊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周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獨一無二,故諱其有敵,但該天下共主力量有限,不諱敗即諸侯皆可敗之。親者,魯也,望其強大,即望魯為天下霸主,不諱敵即可以與強者自由競爭,實際上是各諸侯國自由競爭霸主,如此社會才有生機,如此社會才能發展。《榖梁春秋》實際上是在主張小天子大諸侯。在王室衰微之時,以會盟的方式,由大國以周天子的名義解決諸侯國之間的爭端。
  
  《榖梁春秋》強調尊王攘夷,但周天子形同諸侯,夷狄不斷侵略中國,鑒于此種內憂外患之勢,《榖梁春秋》主張會盟,互不侵犯。《春秋》(襄公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榖梁春秋》云:“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6](P.2432)又如:《春秋》(桓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榖梁春秋》云:“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于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6](P.2377)魯國在與鄭國訂立盟約聯合討伐了宋國之后又與鄭國發生了戰爭。《榖梁春秋》認為在兩個訂立盟約的國家之間發生了戰爭是可恥的,所謂“恥不和也”.
  
  聯合國是現代國際政治的最高也是最復雜的角斗場所,由于各種利益訴求的復雜性致使聯合國的權威極其有限,其與東周及其天子的地位相仿佛。實際上,聯合國不可能解決一切國際爭端,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聯合國畢竟是當今世界最具權威性和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根據《榖梁春秋》以天子名義會盟解決國際爭端的思想,當今許多國際爭端可以在聯合國的名義下以會盟的方式謀求解決。
  
  五、以誠相待及避戰維和
  
  晉驪姬之亂,《左氏春秋》與《公羊春秋》只是突出晉獻公以妾為妻、易樹子之違背宗法倫理制度。《榖梁春秋》則不僅突出晉獻公以妾為妻、易樹子之違背宗法倫理制度,而且進一步挖掘驪姬之亂的心性根源。通過驪姬“私心”之惡與申生“孝心”之善的鮮明對比,強調了人的善惡心性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榖梁春秋》是把握住了孔子思想的精華。禮只是外在的、形式層面的,人而不仁,如禮何?禮的核心內容是仁。通過教化人可以愛人,由有仁心者所組成的政府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使人類步入大同社會。《左氏春秋》與《公羊春秋》僅僅強調宗法倫理制度而未及于心性層面的仁心的培養,宗法倫理制度徒有禮的空殼,與法家的法規條文無異,《左氏春秋》與《公羊春秋》未能把握住孔子思想的精華。
  
  《公羊春秋》是政治儒學而非文化儒學,排除心性。《榖梁春秋》是文化儒學,既不排除制度,使之成為國際政治文化,也不排除心性。
  
  《春秋》(成公元年):“冬,十月。”《榖梁春秋》云:“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侄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6](P.2417)《榖梁春秋》通過“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告誡后人外交無小事,在諸侯國與諸侯國的交往中不僅要以禮相待,更要以誠相待。《論語》主要討論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對于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問題則語焉不詳。《榖梁春秋》實際上將孔子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想在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問題上進行了發揮和推廣。
  
  鞌之戰的主要原因在《榖梁春秋》看來就在于齊在外交活動中未能以誠相待。《公羊春秋》與《左氏春秋》也載嬉笑聘齊之客事,但均十分簡略,均認為鞌之戰之主要原因在于齊晉爭霸愈演愈烈,嬉笑聘齊之客只不過是鞌之戰之次要原因。此點《公羊春秋》沒有《左氏春秋》明顯,《公羊春秋》于解釋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時插入嬉笑聘齊之客事,以蕭同侄子為質列為四條件之末,前三條皆關乎爭霸,可見,與《左氏春秋》一樣,《公羊春秋》亦認為鞌之戰之主要原因在于齊晉爭霸愈演愈烈。
  
  在《榖梁春秋》看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樣,不僅僅是赤裸裸之利害關系。若人與人之間僅僅是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則他人即地獄,人類將永無寧日。若國與國之間僅僅是赤裸裸之利害關系,國與國之間只能是相互算計,相互提防,爭斗不休。人與人之間要以誠相待,誠是仁之基礎,人與人之間只有以誠相待之后才能體諒和愛對方。國與國之間也要以誠相待,由此達成國與國之間相互體諒、和平共處之仁和狀態。《榖梁春秋》以嬉笑聘齊之客事為鞌之戰之主要原因是把握住了孔子思想之精華。如果穿游泳衣接見外賓,則連以禮相待都做不到,遑論以誠相待了,由此即可見《榖梁春秋》之國際政治思想之現代意義了。《公羊春秋》與《左氏春秋》以齊晉爭霸愈演愈烈為鞌之戰之主要原因之觀點與孔子之門尚有距離。
  
  《春秋》(定公元年):“九月,大雩。”《榖梁春秋》云:“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6](P.2443)此為貴讓。既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在于讓也,則人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時,要講究禮讓,盡量避免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此為《榖梁春秋》建立在貴讓基礎之上之避戰維和思想。
  
  六、內諸夏而外夷狄
  
  《春秋》(宣公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榖梁春秋》云:“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6](P.2414)《榖梁春秋》講內弗受也,其內外是就以魯為中心而言的。首先,由于各諸侯國的文化發展是不平衡的,《榖梁春秋》以魯為內,即魯國的文化是各中原華夏諸侯國中最先進的,在各中原華夏諸侯國這一范圍內以魯為內而以其他中原華夏諸侯國為外。其次,當魯為中心的中原華夏文化各諸侯國的華夏文化面對非華夏文化時,《榖梁春秋》將以魯為中心的中原華夏文化各諸侯國稱為諸夏,并且以諸夏為內,即內諸夏而外夷狄。內諸夏就是認同華夏文化,外夷狄就是不認同夷狄之文化。
  
  平王東遷以后,周室衰微,隱、桓之世為天下無王之始,周之天子已不能統治天下。魯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人文薈萃,為諸夏所宗,《春秋》本為魯史,故言華夏文化以魯為中心。
  
  “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論所隱含的國際政治意義和國際政治思想就是“保存中國文化”,其關鍵在于保存中原地區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以中原地區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作為進行各種國際政治活動的指導思想。
  
  如:《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榖梁春秋》云:“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6](P.2401)可見,《榖梁春秋》認為“信夷狄而伐中國”是不正確的,所謂“信夷狄”就是認同夷狄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信夷狄而伐中國”是不符合中原地區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這就遭到了《榖梁春秋》的貶斥。
  
  又如:《春秋》(宣公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榖梁春秋》云:“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6](P.2414)范寧注:“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為中國。”[6](P.2414)《榖梁春秋》提出“不使夷狄為中國也”,就是不使夷狄以夷狄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在中國行事,以夷狄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插手或干預中原國家的事務。范寧注明確指出了這一點,范寧注認為:“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傎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為中國。”楚子入陳任用淫亂之人,控制陳國君臣,顛倒上下之倫理關系,顛倒是非,這些做法都是違背中原地區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是以夷狄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在中國行事。《榖梁春秋》激烈反對以夷狄為中國的作法,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即所謂“內弗受也”.
  
  《公羊春秋》也講“內諸夏而外夷狄”,但其所強調的不是文化內涵,而是地理和國際政治策略的內涵。《公羊春秋》認為《春秋》的目的是撥亂世反諸正,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的國際政治策略就是從地理空間上由近及遠,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這樣,諸夏與夷狄的區別就是正與亂的區別,而諸夏與夷狄的文化區別就被忽略了。
  
  《榖梁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的現代意義就是要反對西方中心主義,逐步達到以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取向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標準和公理。
  
  七、處理國際關系以人為本
  
  《春秋》(桓公十四年):“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榖梁春秋》說:“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6](P.2378)“以”為“用”、“驅使”之意,《榖梁春秋》以“不以”訓“以”,就是認為宋人驅使齊國、蔡國、衛國、陳國的民眾伐鄭國是不應當的、不正確的,民乃君本,使其赴死,實為失君之本,君失其本,則君亦無以存立,《榖梁春秋》對人命之重視確實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孔子以民為邦本,實際上是以民為國家的主要資源,以禮法使民居于社會底層而服務于君、為君所驅使。孟子以不嗜殺者可王天下,其不嗜殺而王天下之君之所養民不過如養貓狗。二者皆在《榖梁春秋》之下,《榖梁春秋》是將人民生命之存在與君主之存在聯系在一起,使二者一體化。范寧注解釋道:“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6](P.2378)譏刺齊、蔡、衛、陳四國讓宋國使用其師是輕視人民生命的行為。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1、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榖梁春秋》云:“兵車之會四,未尚有大戰也,愛民也。”[6](P.2387)《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榖梁春秋》云:“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6](P.2401)這是明確提出慎戰思想,此種慎戰思想是建立在人道主義之基礎上的極其光輝的思想,這就從根本上超越了《孫子兵法》僅僅建立在戰爭勝負基礎上的慎戰思想。即《孫子兵法》所關心者、所慎重其事者在戰爭勝負,先勝而后戰,只要能勝,戰死多少人是不必關心、不必慎重其事的。重人之死,好人之生,在重視生命的基礎上提出慎戰思想是《榖梁春秋》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重大貢獻,也是人類軍事思想的新高度,時至今日之熱核時代,人類之軍事思想也沒有超越此高度,而且在人類歷史上每每遠遠低于此高度,故《榖梁春秋》建立在重視人的生命基礎上之慎戰思想是極其寶貴之人類財富。
  
  《榖梁春秋》反對趁著擊敗敵國而不以人為本的做法。如:《春秋》(定公四年):“庚辰,吳入楚。”《榖梁春秋》云:“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及其狄道也。”[6](P.2444)
  
  《榖梁春秋》反對吳國趁著擊敗楚國的機會,破壞楚國的宗廟,掠奪楚國宗廟中的祭器,鞭楚平王尸的不人道行為。《榖梁春秋》反對吳趁著擊敗楚國的機會大肆謀取利益,侵占楚國土地的不人道行為。吳王居楚王之寢宮,奸淫楚王的內眷。吳國大夫居楚國大夫之寢室,奸淫楚國大夫的內眷。還有吳人想奸淫楚王之母。對此,《榖梁春秋》認為這是不合正道的,是倒退到夷狄之國的野蠻行為。
  
  《榖梁春秋》有關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屬于不人道的火攻的思想,可參閱拙文《〈榖梁春秋〉的軍事思想》[12].其現代意義不僅表現在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在現代戰爭中使用地雷、細菌武器、化學武器等反人道武器,而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在現代戰爭中使用子母彈、爆裂彈以及破壞環境的落葉劑、貧鈾彈等非人道武器。
  
  《榖梁春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以人為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巴基斯坦反恐中不時對平民目標實施攻擊,這就完全違背了《榖梁春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以人為本的思想;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使用貧鈾彈,這就完全違背了《榖梁春秋》有關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屬于不人道的火攻的思想。所以就要站在《榖梁春秋》的正義立場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和譴責美國的暴行,堅決占領這個道德制高點。美國雖然號稱民主國家,但是其政治決策皆以西方國際政治主流思想為根據,明顯存在理論缺陷和道德缺陷,沒有達到《榖梁春秋》國際政治思想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和道德高度,這也從客觀上證明了《榖梁春秋》的國際政治思想具有超越西方國際政治主流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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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孔穎達。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2]楊德春。《榖梁春秋》的軍事思想[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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