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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市槐蔭區報告的3起COVID-19聚集性病例流行特征分析

添加時間:2020-06-02 14:26 來源:未知 作者:楊玉莉 王希提 尹玉巖
  摘要:目的 分析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2020年1月16日至2020年2月2日3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聚集性病例流行病學特征,為聚集性疫情的防控提供依據。方法 采用現場流行病學方法詳細調查確診病例及密切接觸者,收集確診病例及密切接觸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和臨床資料;采用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法對采集的呼吸道標本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分析確診病例的人口學特征、臨床特征、流行病學特征。結果 3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12例,無癥狀感染者1例。確診病例中,8例(66.67%)首發癥狀發熱為主,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T)診斷多為雙側肺炎5例(41.67%),其中輕癥病例6例(50.00%)。所有病例均已臨床治愈出院,無死亡病例發生。病例年齡3~86歲,男女性別比為5∶8,所有病例均居住在中心城區。7例(53.85%)病例發病前有武漢或湖北等疫區流行病學史。3起疫情均由武漢或湖北暴露導致。結論 濟南市槐蔭區早期病例多具有武漢暴露史或接觸過武漢發熱病例,二代病例多因共同居住生活和密切接觸等導致聚集性發病。無癥狀感染者是聚集性疫情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應早發現、早隔離。
 
  關鍵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聚集性; 流行病學特征;
 
  2019年12月以來,中國武漢暴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并迅速擴散。世界衛生組織將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1],該病毒導致的疾病命名為“COVID-19”[2],國家衛生健康委將其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3]。2020年1月16日槐蔭區發生濟南市首例病例,至2020年2月2日濟南市槐蔭區發生3起COVID-19聚集性疫情。為分析COVID-19聚集性病例流行特征,為聚集性疫情制定科學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據,現對3起聚集性疫情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截止2020年3月6日,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COVID-19確診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包括2020年1月16日至2月2日濟南市槐蔭區3起聚集性疫情的確診病例12例和無癥狀感染者1例。
 
  1.2 調查方法
 
  1.2.1 病例定義
 
  按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4,5]執行。
 
  1.2.2 密切接觸者判定
 
  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暴露者和密切接觸者管理方案》[6,7],對病例發病至隔離治療期間的活動和人群接觸情況進行追蹤排查,確定密切接觸者,并對密切接觸者采取集中隔離或居家醫學觀察,在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期間均進行了核酸檢測,對陽性者立即送定點醫院診療,陰性者繼續隔離。醫學觀察期限為自最后一次與病例發生無有效防護接觸后14 d。
 
  1.2.3 流行病學調查
 
  采用現場流行病學調查方法,按照當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6,7]對病例的基本情況、發病診療經過、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測、病例暴露史和密切接觸者的接觸史進行詳細調查。
 
  1.2.4 病原學檢測
 
  按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南》[6,7],規范采集病例、無癥狀感染者及密切接觸者咽拭子標本,采用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方法進行核酸檢測。
 
  1.3 統計學處理
 
  使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對確診和陽性檢測病例的人口學、臨床和流行病學特征進行分析。采用病例的時間-發病、發病-代系關系分布特征繪制流行病學分布圖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疫情概況
 
  截至2020年3月6日,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報告3起COVID-19聚集性疫情中涉及槐蔭區10例、其他市縣3例,共病例13例,包括確診病例12例(92.31%),無癥狀感染者1例(7.69%)。3起疫情以輸入型病例為主,7例(53.85%)病例發病前14 d有武漢或湖北等疫區流行病學史,6例(46.15%)病例為密切接觸者發病。截至3月6日,所有確診病例均已臨床治愈出院,無死亡病例發生。
 
  2.2確診病例臨床癥狀
 
  對3起疫情涉及的12例確診病例臨床資料分析顯示,8例(66.67%)首發癥狀以發熱為主,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T)診斷為雙側肺炎5例(41.67%)。12例確診病例的臨床表現中有發熱癥狀8例(66.67%);有干咳、頭痛和肌肉酸痛癥狀5例(33.33%);有乏力和咽痛癥狀3例(25.00%);有咳痰和鼻塞癥狀2例(16.67%);有胸悶和寒戰癥狀1例(8.33%)。從臨床分型上普通型占76.93%,重型占15.38%,無癥狀感染者占7.69%。
 
  2.3 疫情特點
 
  3起聚集性疫情均與湖北和武漢暴露有關,均為輸入性病例造成的聚集性疫情,但各有不同的特點。A疫情為家庭聚集性疫情,集體暴露后輸入,并引發家庭續發病例,確診病例4例;B疫情為個人暴露后輸入,并造成家庭和工作場所傳播,確診病例6例;C疫情為家庭集體暴露后輸入,未造成后續傳播,確診病例2例和無癥狀感染者1例。13例病例中,男5例(38.46%),女8例(61.54%)。年齡3~86歲,中位年齡為32歲。3起疫情的13例病例中從發病到確診,最快為當天診斷,最長時間間隔為9 d,平均3.3 d,所有病例病程12~39 d,中位數為26 d。住院天數11~37 d,中位數為24 d。
 
  2.4 流行病學調查
 
  2.4.1 A疫情
 
  病例A1于1月16日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干咳等癥狀,自行服藥后,癥狀未減輕,1月23日到醫院就診,當日確診為COVID-19,入院進行隔離治療。病例A2作為A1的密接于其確診當日采取居家隔離的醫學觀察措施,1月25日出現發熱等癥狀,1月27日確診。病例A3也作為A1的密接于其確診當日采取居家隔離的醫學觀察措施,于1月18日至20日自述咳嗽等癥狀,在A2發病后,主動對其進行核酸檢測,1月27日確診。病例A4于1月23日進行居家醫學觀察,1月25日發病,1月26日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陽性,1月27日確診。調查發現,指示病例A1同女兒(病例A2)、丈夫(病例A3)于1月11日從濟南乘飛機至武漢探親,在武漢探親期間,其武漢親戚中1人于1月14日出現發熱,在長沙醫療機構進行CT檢測無明顯異常,后進行核酸檢測排除COVID-19。A1、A2和A3武漢探親期間一起到過當地商場和武漢東湖飛鳥世界游玩,其間3人均未采取防護措施。1月15日3人返濟。A1發病后其女兒A2、丈夫A3、婆婆A4陸續報告為確診病例,該起疫情的特征表現為家庭聚集特征。1月11—15日A2、A3和A1一起去武漢探親,故A2和A3無法判斷是否在武漢感染還是與首例病例接觸后感染。A4為續發病例。
 
  2.4.2 B疫情
 
  B1引起2個家庭成員發病,涉及三代病例6例。指示病例B1于1月14日由成都飛往武漢,并于當日乘坐火車到黃岡住宿一晚后返回,1月15日乘飛機返回濟南,無明確確診或疑似病例接觸史。16—18日在單位工作,居住在職工單身公寓,19—21日在家中居住,于1月19日發病,1月20日到濟南市某醫院發熱門診就診,診斷為感冒,用藥后未見好轉,1月24日晚上到濟南市傳染病醫院發熱門診就診,被留院隔離醫學觀察,1月26日被確診為COVID-19,當日,對其涉及所有密切接觸者實施追蹤調查和隔離觀察措施。B2是指示病例B1的母親,既往血糖升高史半年余,未用藥物治療,先天性心臟瓣膜缺失,于1月24日發病,1月31日經檢測確診為COVID-19確診病例,臨床分型重型。B3是指示病例B1的兒子,因年齡小(3歲),與爺爺、奶奶(病例B2)和媽媽一起居家隔離醫學觀察,1月31日例行采樣檢測,2月1日檢測結果顯示陽性,診斷為確診病例,入院隔離診治。B4與B1為同事,同在一個辦公室工作,且1月17—20日與病例B1同桌就餐4次,同排并座參加公司小范圍會議1次。1月21日,B4由父親開車到濟南將其接回淄博老家,期間未去服務區,未戴口罩,路上B4開始出現發熱,自行服用退燒藥2次。1月23日出現咽痛癥狀,晚上到淄博當地診所診治。1月24日22時B4由父親用私家車送其至濟南市傳染病醫院發熱門診就診,被留院觀察,1月25日確診。B5是B4的母親,與B4共同居住3 d。于28日核酸檢測陽性,轉為確診病例。B6是B4的祖母,與B4共同居住3 d,既往有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于28日核酸檢測陽性,診斷為確診病例,臨床分型重型。
 
  2.4.3 C疫情
 
  指示病例C1與女兒C2、妻子C3于1月20日從濟南自駕到湖北省荊門市曹武縣曹場村探親,全程沒有佩戴口罩。在湖北荊門老家期間,C1的妹妹、妹夫和2個外甥自武漢回到荊門與C1全家有日常生活接觸和共同就餐。1月25日病例C1一家自駕返回濟南。其妹妹一家人于1月23日自湖北荊門回到武漢,后經當地醫院核酸檢測陰性,排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1于1月29日出現發熱,37℃左右,自行服用蓮花清瘟膠囊,癥狀未見減輕,1月30日下午5時至濟南市傳染病醫院就診,被留院觀察,1月31日確診。C1出現癥狀的前3 d開始密切接觸人員只有其女兒(病例C2)、妻子(病例C3)。C2和C3判定為C1的密切接觸者后,于2月1日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2月2日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陽性,C2為確診病例,C3為無癥狀感染者。根據流行病學史及潛伏期無法判定傳播模式,存在3人均為輸入性病例或家庭未采取防護情況下,通過飛沫或接觸傳播的2種可能。
 
  3 討論
 
  對濟南市槐蔭區報告的3起COVID-19聚集性病例流行特征分析發現,病毒對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人群均易感,主要為湖北武漢為主的外地暴露輸入病例以及輸入病例引起本地二代續發病例。家庭場所是COVID-19發生傳播的主要場所,傳播方式以家庭內接觸傳播為主,目前公布的基本再生數(R0)介于2~5[8]。病例臨床類型以普通型為主,發熱和干咳是病例常見的首發癥狀。3起疫情中分別有1例兒童,兒童臨床癥狀較輕。與Eastin等[9]的研究結果一致。通過重癥病例B2和B6可以看出,老年人群,伴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基礎性疾病是導致病情較重的危險因素。
 
  3起疫情病例發病日期集中在1月24日到2月2日,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道的湖北省以外的病例發病高峰為1月24—27日[10]大致一致。1月23日,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封城”。本研究發現,輸入病例均為武漢實施“封城”前的返濟病例。1月25日,中國政府做出了最高級別承諾,動員一切力量遏止這一傳染病的流行[10]。1月27日,濟南市不再對湖北返濟人員實行居家隔離,開始執行密切接觸者及湖北返濟人員單人單間集中醫學隔離。采集所有密切接觸者鼻咽拭子標本,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及時發現確診病例,確保確診病例及時就醫,減少漏診和誤診。B疫情中,B1首次就診未能確診,未及時隔離,導致大量密切接觸者及5例續發病例。C疫情中,C1、C2和C3返濟直接居家隔離,未產生其他密切接觸者,無續發病例。輕型和無癥狀感染者有助于早期治愈,但其將會為疫情控制帶來更大難度,以中輕型和普通型病例為主的非重癥型病例發現成為今后疫情防控工作的難點和核心[11,12]。
 
  COVID-19易在家庭內播散,要強化家庭內成員之間防護意識,強化COVID-19防控知識宣傳教育和重點人群管控,避免聚集性疫情發生和傳播。一種新發傳染病,在沒有有效治療藥物的情況下,應盡早以單人單間的集中隔離取代居家隔離,降低家庭聚集性疫情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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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EB/OL].(2019-01-27)[2019-01-28].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1/4294563ed35b43209b31739bd0785e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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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EB/OL].(2019-01-28)[2019-01-31].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1/470b128513fe46f086d79667db9f76a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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